拿到公司内部 Global Security 的旅行许可后，我们就买好了机票，定好了行程。直到出发前一天，我都没觉得去一趟泰缅边境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。
皇雀航空（人称“鸟航”）落地 Mae Sot 机场的那一刻，窗外已经从曼谷的晴天变成了绵绵细雨。飞机停稳，放下舷梯，我们依次下飞机。舷梯旁还很贴心地准备了一排雨伞，供乘客使用。一众雨伞里，我同事偏偏抽到了一把烂伞，我们俩看着那把伞，哈哈大笑。
行李很快就取到了。我以为接下来无非是正常出机场，找到酒店司机。
结果到了出口，几个穿军装的人开始检查我们的护照。我的同事是新加坡人，对方翻了翻他的护照，很快就还给了他。而我被要求去右边排队，护照也被拿走了。右边的长桌后坐着几个同样穿军装、戴着口罩的人。他们依次查看护照，桌上摆着厚厚一摞表格。到这个时候，我都还以为只是做个登记就可以走。毕竟此前没有任何人提醒过我，这里还有什么额外流程。
轮到我的时候，对方用中文问我：“你的泰国担保人呢？”
我顿时傻眼：“没有啊，就我和我的新加坡同事来出差。”
“不行，必须有一个泰国人给你做担保。”
全程都是中文对话，熟练得让我意识到，这大概已经是一个相当常规的流程了。也是这时候，我才注意到身后的大屏幕上，正在循环播放防诈骗的宣传广告。
我还是说，我们真的没有泰国担保人。于是他让我先坐到后面的椅子上等，继续处理其他人。坐下来的那一刻，我逐渐意识到：不行，还是得给客户发消息。哪怕他们人在四十分钟车程以外。
我发了邮件。客户几乎秒回，说会马上让 unit 的人来帮我签字，又问我要了电话号码。几分钟后，我同时收到好几条消息，都是客户那边不同的人发来的，叫我别担心，他们正在处理。
我们在机场等了二十多分钟，最后成了当天最后两个还没离开的乘客。
终于，客户的人赶到了。他和军方说了几句话，又填了几张表。大概是感觉这件事终于快结束了，机场的空调关了，灯也关了一部分，商店也开始陆续关门。
哦。
原来大家都在等我们走。
毕竟 Mae Sot 机场现在一天也只有一趟往返曼谷的航班。最后，我拿着我的护照，客户的人拿着他的证件，军方让我们站在一起，给我们拍了一张合照，然后放我们走了。
酒店离机场不过十分钟车程。到了酒店以后，我们非常识趣地决定：今晚就乖乖在酒店吃饭，哪里也不去了。
第二天早上九点多，吃过早饭，我们和从曼谷来的客户一起出发，去拜访这个位于泰缅边境的 research unit。车开了四十多分钟。Research unit 是一栋两层高的建筑，由法国建筑师主导设计。中庭种满植被，四面通风，空气自然地穿过建筑，几乎不需要空调。即使在炎热的夏天，这里也十分凉爽，更何况此时正值 monsoon 雨季。
我们刚到不久，雨就下了起来，而且越来越大。Unit 里只有一些 admin 的工作人员。做研究的人，要么在实验室，要么在诊所。我们简单参观了一圈，聊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，又在雨声和丛林里吃过午饭。之后，司机带我们去看实验室和 TB centre。
到了 TB centre，我突然觉得，眼前就是那种过去只能在电视纪录片里看到、或者读到“偏远山区乡村诊所”时才能想象出来的场景。这里绝大多数病人，都是从缅甸一侧过来的移民。缅甸军事政变以后，很多地方最基本的医疗体系都已经难以维系。他们不是泰国人，也很难进入泰国的医疗系统。像我客户这样的公益组织，几乎成了他们唯一能够接触到的、也是免费的医疗资源。TB 是一种一旦感染，就需要至少六个月持续治疗的疾病。而在这六个月里，很多患者无法正常工作。无法工作，就意味着失去收入，进而可能失去食物来源，甚至住所。对于这些难民和移民来说，这个 TB centre 提供的因此远不只是药物和治疗。这里有住宿，有食物，有可以与人交往的空间，他们的孩子甚至还能在这里接受教育。它与其说是一个 centre，不如说是一个微型的村庄。这里可以容纳一百多位病人。
后来在实验室聊天时，他们提到，这里以前还有另一个由美国资助的 research unit，因为 Trump administration 的撤资而被迫关闭。
西方国家在许多 LMIC 国家进行了几十年的长期投入，其中既有人道主义援助，也有科学研究。但这几年，全球化遇冷甚至倒退，民族主义在很多地方重新抬头，发达国家内部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。当每个国家都开始自顾不暇，又还有多少余力，去关心那些距离自己国土万里之外的人？Global Fund 在撤资。可这些 marginalized population，谁来管他们？泰国、缅甸、柬埔寨之间的局部冲突也在加剧。东亚和东南亚原本就不存在一个像欧盟那样高度制度化的共同体。如今进一步的分化和对立，也让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变得更加困难。我们当然可以承认殖民历史留下的伤痕。但同样不能否认，过去几十年里，也有许多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，是由一批西方科学家和学者离开自己的故土，来到这里，从无到有建立诊所、开展研究、传播科学，一点点搭起来的。
我客户这一代科学家，如今大多已经年近古稀。有人问起：那么下一代科学家在哪里？未来，又由谁来领导这个 research unit？
是啊。
谁呢？
当年那些愿意来到贫困的东南亚、扎根做研究的学者，已经越来越少了。
甚至都不要说研究人员。哪怕是医生，也会离开医院，去收入更高、职业路径更清晰的咨询公司、药企，或者其他行业。
我们确实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。只是这种变化，越来越让我怀念自己成长的那个年代：对世界的好奇，对全球化的认同，经济上行期自然生长出来的开放，以及一种如今听起来甚至有些奢侈的自由——纯粹的人，做纯粹的事，也可以体面地生活，也可以赚到不错的钱。
我当然还是想尽力做点什么。我当然不会轻易地、温柔地走进那个良夜。但偶尔是不是也可以允许自己想一想：也许美好的事物，本来就不一定能够永远存在。
第三天早上醒来，我突然有点好奇，想查查那些诈骗园区到底离我们的酒店有多远。一查才发现，妙瓦底就在隔壁。KK 园区，距离我们不过二三十分钟车程。诈骗园区改变了当地的旅游，也改变了曾经近乎自由的边境通行。回想起来，酒店里的员工也都能相当熟练地使用中文。
早餐过后，我们驱车一个多小时，来到泰缅边境旁的一间诊所。诊所旁边就是边境。一座很小的桥，走过去，对面就是缅甸。诊所的一边坐着发热的病人，另一边是等待产检和生产的孕妇。和 TB centre 一样，来到这里的大多是从缅甸过来的难民。他们无法在缅甸得到基本的医疗救治，又因为身份的原因，很难进入泰国的医疗体系。于是，这间边境上的小诊所，成了很多人唯一可以求助的地方。我们甚至走进了 delivery room。就在我们参观的时候，旁边有一位即将生产的妇女，正忍受着阵痛，等待孩子出生。医生后来告诉我们，他们还在照顾一个出生时只有 1.1kg 的婴儿。因为母亲感染了疾病，孕期又长期缺乏营养，孩子出生时小得惊人。他们已经照顾了两个多月，却依然不知道，这个孩子最后能不能真的活下来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想起一个最近刚刚生产的朋友。她的孩子出生在新加坡的医院里，出生在一个有能力给他最好照顾的家庭。产检、生产、医生、营养、产后的护理，以及家人无微不至的关心。从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起，他身边就已经有一整套系统在努力确保他的平安。我当然知道世界从来都是参差的。这种 contrast，还是让我难过。
客户的司机随后送我们去机场。到了机场门口，又见到了那些已经有点“熟悉”的军方人员。登记、检查护照，然后他们示意我们可以进去。我们和司机道谢，转身走进机场。隔着机场反光的玻璃门，我忽然看到，刚刚和我们告别的司机其实还没有走。他一直站在那里。直到看见我们真的进了机场，才转过身离开。
那一刻，我又想起前一天在 clinic，在那个简陋的 lab 里，有人递到我们手里的三瓶矿泉水。好像这一路得到的照顾和善意，最后都浓缩在这些非常小的事情里。
也是这种时候，我会忍不住想：我们究竟做了什么，值得我们银行账户里的那些钱？所谓光鲜亮丽的咨询公司，生产一堆ppt的我们和那些在边境的雨季里经营诊所、照顾病人、几十年如一日做研究的人相比，我们究竟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多少真实的价值？可我们，也不过只是资本主义庞大体系里， 被推着向前走的一部分。
再次回到曼谷的时候，周围重新变成了喧闹的人群。而我也重新变回了一个普通的游客。没人在乎我拿着什么护照。也没人在乎我要去哪里。